这几天在工作中经常聊到叙事疗法，结合这段时间的阅读，想聊聊这段时间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感悟。
这篇文章内容想到哪写到哪，就是一些碎碎念。
Dr. Thema Bryant作为一个解放心理学、去殖民化心理学家，关注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在她2022年出版的新书Homecoming: Overcome Fear and Trauma to Reclaim Your Whole Authentic Self（《回家：克服恐惧和创伤，找回真正的自我》）里，她认为真正的“回家”不只是回到物理上的家，更是找到情感和精神的归属感。
当身心灵都在“家”的时候，我不需要证明什么。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不需要佯装或表现。回家是远离弯路和隔阂，回到我们心灵、思想、身体和精神中的智慧。玛雅·安吉洛博士说：“我和每个人一样，渴望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待在家里。对家的渴望存在于我们所有人身上。”当我决定想要“回家”的时候，我承认自我的某些部分、某些需要、某些伤痛、我的知识、甚至是我的梦想被隔离了。
边缘化的群体被剥夺主体性不仅是个人的遭遇，更是结构性的不公。作为咨询师，Dr. Bryant倡导创伤疗愈的过程不只是为某个精英群体服务的，更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在疗愈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个体的身份、文化、历史、遗产和政治。正义是治愈，正义是治疗。心理学给予个人的不只是写日记，而是推动社会变革；不仅帮助人们应对挑战，而且使ta们成为变革的推动者。
Dr. Bryant提到了卢旺达大屠杀结束后，很多西方心理学家去到当地帮助经历过严重创伤的人们。过了不久，当地的长老就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说：“这些‘专家’说要来帮助我们，但是没有带来歌曲、舞蹈和说书人。他们把我们分开，关到黑屋子里，让我们把内心最痛苦的事情说出来。”
在Dr. Bryant的诊室里，她曾治疗过一家人，他们是非裔美国人。我们先称他们为莫非一家。莫非先生是一个企业高管，莫非太太也是个里外兼顾的全能妈妈，姐姐是个聪明的学霸，弟弟天天沉迷于电子游戏。
莫非太太找到Dr. Bryant希望能够改善他们的家庭关系，她认为他们家人之间太疏离了。Dr. Bryant开玩笑到，殖民化的心理学家会从原生家庭入手，改善这几个人的沟通模式，甚至会建议他们一起去打保龄球（这样就不会看手机了）或者每周至少有三到五次的一起吃晚饭的时间。
Dr. Bryant则是从去殖民化的视角入手，去探讨近期这家人的经历。后来，她发现莫非先生自从2020年被跪杀的黑人青年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就开始经历惊恐发作。他在上班的时候需要频繁去洗手间，通过用冷水洗脸让自己平复下来。莫非太太从内到外都严格要求自己，这在心理学上讲是“女超人综合征”（superwoman's syndrome），但是在自己圈子里却是被颂赞的理想的黑人女性榜样。
姐姐在以白人为主的学校上学，对自己的外貌有严重的焦虑。所以，她决定既然无法在容貌上获得自信，那就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弟弟因为自己黑人的身份，经常被社区的人当作“小混混”。他很难找到自己的社交圈，所以就把大量时间花在游戏上，在虚拟世界里找到自己的圈子。
结果就是，四个人处理压力的方式都不同，但是彼此之间越来越疏离。莫非先生用酗酒，莫非太太用祷告，姐姐用学习，弟弟用打游戏。Dr. Bryant鼓励他们用歌曲、舞蹈重建彼此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物理上的，更是心理、情绪、文化上的，不仅能够看到个人的困境，也能觉察到结构性的压迫。
在印度裔美国学者Dr. Sunil Bhatia的作品Decolonizing Psychology Globalization, Social Justice, and Indian Youth Identities（《去殖民化心理学全球化、社会正义与印度青年身份认同》）中，他提出心理学去殖民化需要研究欧美科学心理学如何成为全世界心理学的旗手，特定的在地文化是如何流动的，以及思想如何在塑造世界各地的身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种非殖民化心理学，考虑到殖民地、现代、传统、后殖民、地方和全球的共同融合，创造了新的身份叙事，超越了东方与西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自主性与关联性的二元逻辑。根据毛利土著学者Linda Tuhiwai Smith（2012）的说法，心理学帝国主义甚至在当代也通过（1）其他主权国家的经济扩张而实施；（2） 征服或破坏土著、非西方和边缘化人口的知识；（3） 通过各种形式和方法保持帝国主义精神；以及（4） 赋予构成学科话语领域的特定语言、符号和故事以特权。正如Segalo Manoff和Fine（2015）所指出的，去殖民化是“向内看，从内到外撤消/重新设计殖民压迫结构，然后从外向内看”。随着对于殖民主义了解的深入，我也逐渐明白当年在北美学习的时候很多无法理解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不是个人体验的不一样，而是基于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结构性的压迫。比如，一个刚果同学做着presentation的时候就开始跳舞唱歌，我们的老师是个白人，难掩一脸厌恶的表情；一个巴基斯坦裔的加拿大同学，她由于肤色偏黑，被误认为msl，经常在安检的时候被拦下强迫进行全身搜查；在咨询练习中，我的partner是一个拉丁裔美国人，她嫁给了一个美国黑人，孩子肤色偏黑。因为黑人青年男性遭到的警察暴力，她有一次哭着跟我说：“我不知道我的儿子是否能活到成年……”更别说原住民在当地经历的大屠杀，以及在北美和澳洲的日裔二战时期都因为日本对美国宣战，而被当成“敌人”，关在集中营里，现在这段历史都没有被认可。我非常反感现在经常说的“东亚父母论”“东亚子女论”。这不仅是种族主义的论调（本质论），同时也是一种逆向的民族主义。北美的亚裔被边缘化的历史已久，虽然是“模范少数族裔”，但是身份的合法性可能会随时被剥夺，也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种“埋头苦干”的背后有多少是东亚劣根性，还是被忽略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压迫？近期发生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种族清洗也让我看到了帝国主义心理学的双标虚伪。当地时间10月11号，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就“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发表了一份声明，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学会（AACAP）也对“以色列最近的袭击和恐怖行为”发表了类似的回应。这些都是令人失望的单方面谴责，未能解决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长达75年的占领以及在此期间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无数暴行。
虽然APA将巴勒斯坦的抵抗描述为反犹太主义和恐怖主义，但根据国际法，被占领人民的抵抗权是合法的，与心理健康本身一样，也是一项基本人权。巴勒斯坦是世界上精神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四分之一的巴勒斯坦青少年曾试图自杀；约23.2%的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根据三年内对1369人的调查）。APA和AACAP声明立场的不平衡令人震惊，这反映出对占领，特别是加沙围困对巴勒斯坦人身心健康的影响缺乏认识或故意无知的危险。如果没有去殖民化的视角，有些人不会被当作“人”来看，对他们的叙述只是下等人。
上周参加了几个观影活动，都是有关巴勒斯坦在地的纪录片。白男导演拍的纪录片《加沙》（Gaza）里有很多表达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刻板印象和猎奇的视角。比如，特地选一夫多妻家庭，一家有40个孩子。潜台词似乎是：他们太能生了，甚至记不住自己所有孩子的名字，好像人命不像我们这么宝贵？后来有人查了下一夫多妻家庭不到百分之一。最推荐大家看的是女性导演拍的《加沙：为自由而战》（Gaza Fights For Freedom），里面加沙人抗争的角色勇敢令人敬佩。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1岁的卫生部志愿者Razan al-Najjar。她在加沙地带南部Khan Younis的东部边境被以色列军队枪杀。她说女性比男性更强大，为民族独立而战。Razan一直在前线帮助被以色列军队射杀/射伤的和平抗议者。有一次，一个知名的抗议者被爆头，倒在了她的怀抱里。她的手上布满了抗议者的脑浆。即便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死亡的威胁，她依然坚持上前线救死扶伤。她死后，IDF（以色列国防军）断章取义了她之前的采访。她原本说自己想要成为受伤者的盾牌，但是被捏造成“成为哈马斯的人肉盾牌”。Razan是千千万万勇敢的巴基斯坦女性中的一员。我想起今年轰轰烈烈的“头巾运动”，很多阿拉伯/波斯女性因为戴头巾被视为一种“压迫”，仿佛她们没有主动性。这种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派女权的言论是对这些女性的二次压迫。常居北美的阿语学者Sardarll曾在微博上分享过，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对于阿拉伯女性的报道宣传是负面的刻板印象。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把以色列的“神奇女侠”和穿着黑袍的阿拉伯女性放在一起做出比较，去显示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忽略了阿拉伯女性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斗争与诉求，抹杀了近代阿拉伯国家人民对于在以女权为主的民主化进程的努力。在美国仍旧不允许女性入学并得到高等教育学位的20世纪初，一些阿拉伯国家（如埃及）已经允许男女混合在大学上课，并邀请欧洲女性主义活动家们到大学为女性学生开课。而最早的阿拉伯女性杂志创办于19世纪八十年代。阿拉伯世界当然有女权，而且是与反抗殖民主义相结合的。可在西方世界的叙事中，她们的声音她们的诉求全部被抹煞了，她们永远是循规蹈矩的受害者，戴着黑纱，与阿拉伯的父权势力为虎作伥。这种叙事无疑是可怕的，一旦将个人斗争与民族文化简化成宗教，文化的精神和意义便不再存在了。一个被边缘化的女性的主体性不仅需要性别视角，同时也需要阶级和去殖民化的视角才能被真正看到。正如乔姆斯基在《必要的幻觉》里说，美国媒体描述拉美时通常会将社会受控于当地的寡头集团称之为民主。民主主义者指为美国权力服务的人，而共产主义者则被命名为“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这种话术早已是一种久经市场考验并很成熟的命名和叙事技术。在美国旅居多年的电影系教授张泠博士曾说：“二战”后冷战反共开始，日本作为美国的新殖民地和“盟友”，得到资本主义阵营更多关注，中国大陆整个被妖魔化。美国犹太精英占据金融、媒体、文化、高教等领域，不断通过好莱坞电影、畅销书、“学术研究”、媒体宣传强调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似乎成为二战核心。大量被屠杀的罗姆人、包括被屠杀和因抵抗大量死去的原苏联人也因为反共被忽略了。现在甚至要重写二战史。苏联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历史也被刻意忽略，日本遭到了原子弹的轰炸成为了“受害者”。如果没有去殖民化的视角，很可能就会内化反中、仇中的情绪，形成对自我身份的仇恨。
最近有出版社邀请撰写有关母女问题的书籍。当有了去殖民化的视角，我对一些对东亚/中国的妖魔化、刻板印象的部分特别不适。如何既能保持批判的精神，同时也能尊重被边缘化女性的主体性？这种叙事是我要探索的。前两天看了Piers Morgan采访Jordan Peterson，有关他极有争议的一条有关巴以问题的推（“Give 'Em Hell”/让他们去死吧）。Jordan Peterson代表了许多欧美白男知识分子的傲慢、虚伪和自恋。
我周围也有很多青中年男性（部分女性）学者，遭遇挫折，自恋受损后，无法获得外界的满足，为了保护脆弱的自我，从自卑转向自大，有一种“救世主情节”，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借由社会议题，去逃避自卑情结。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群众需要什么，只是想借题发挥，秀优越感，满足自恋的需要。他们所流的泪，也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怨自艾，而非真感同身受。
评论区其中的一条评论说明了一切：“彼得森博士在谈论被剥夺权利的年轻男性或接受性别手术的儿童时所表现出的情感和同情心与他在谈论巴勒斯坦儿童时所表现出的情感（缺乏）确实说明了很多。”
知识精英如果不把同样的批判立场指向自己，就会成为权力和资本的傀儡，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帮凶。所谓的“民主自由”，只是剥削和掠夺的幌子。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精英（包括我国在内很多性别研究领域的学者），去往主流话语权地区之后，就会代入到主流话语权地区与人种，重复殖民者对弱势群体的剥削。无论是在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他们精神始终是新殖民主义的教徒，追随者“高贵”“文明”“民主”世界的光环，看不到虚伪双标，甘当传教士。任何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国内是这样，国际上也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在全世界攻城掠地、剥削世界劳动人民同时，也在加紧思想上的奴役，用各种半真半假的信息，营造无形的枷锁，以此来巩固他们的统治。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才不会跌入陷阱。